消博会港企参展面积创新高 港商盼加速北上
至于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致富并不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化的结果，而是工业化、第三产业等所带来的市场因素的结果，其内部的集体福利如同企业福利一样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和普遍推广性，存在个体差异化。
对于数字政府建设来说，数字技术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操作能力的提升和硬件设施的投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实现对违法行为的利导，就应当保障违法损失预期＞违法收益，而违法收益又等于被处理的概率乘以被处罚的力度。
广西自治区政府办公厅2017年8月2日发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审批智能化和审管一体化行动方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17〕170号)。引言 近年来，行政法典等部门法典的制定成为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大重点议题，学者们在此领域上展开深入研究，产出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种挑战不仅包括在法典内容上应当予以回应的具体挑战外，还包括对法典化形式本身的挑战。本案关键证据为声呐电子定位系统的定位与识别抓拍，原告对证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39] 李惠宗：《个人资料保护法上的帝王条款——目的拘束原则》，载《法令月刊》2013年第1期，第37-61页。
[45]在行政法典行政组织编制定过程中应当前瞻性地重新考虑关于行政主体的界定问题。[66] Batya Friedman, Helen Nissenbaum. Bias in computer systems,3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330(1996). [67] 宋华琳、孟李冕：《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法律控制》，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0页。[5]那么，如何判断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引入作为可能性这一维度，将对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立法机关在设定行政职责时，理应同时为行政机关配置必要资源，否则，就应该调整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预期，进而调整责任分配方式。这样一来，要公正地评价某项行政职责的履行情况，就必须经历一系列复杂步骤。但是，法定行政目标和政府实际能力的差距有时过于显著，以至于二者之间明显不对称，此时问题就会出现。不过，将立法上的不足作为前提性的给定环境，对履职评价方式和责任分配规则进行矫正，只是纾解现实困境的务实近策。
[69] 第一，在宪法—法律—行政的权力秩序中，评价下一权力位阶对上一位阶所提出要求的实现水平时，确定一个最低要求是必要且适宜的。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立法机关在设定一项行政职责时，为了保证其具备可问责性，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清晰地描述职责的承担者。
对于一些偶发、零散的安全事项，行政机关无力监管，就会将监管对象在这些方面的合规水平与其他利益绑定，换取其遵守规定。[81] 结语 就法律对作为可能性的评价而言，行政机关和民法、刑法上的人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相对人有着重要区别。无论在司法审查、行政问责，还是其他场合中，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不完整之法去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并决定责任的分配，将导致种种谬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政府职能和行政资源给定，立法上广泛存在着目标与能力不对称的行政任务的情况下，能否在对行政机关的履职评价中引入作为可能性，通过合理免除或者减轻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纾解实践中的困境。
大额资金的分配常常与发展规划中的硬项目绑定在一起，但空有财力却因项目未能纳入规划而无法形成硬件的情况也不少见。[49]人财物资源是形成行政能力的硬要素。[33]在此背景下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将这种许诺转化为对政府的明确要求。比如，对符合要求者在办理其他审批事项时给予方便，在提供给付性利益时优先考虑，反之，则设置一些障碍、减少一些机会，或者进行拖延。
[38]参见前引[3]，卢超文，第31页。如果存在替代性方案，只有行政机关采取了切实措施，在法律上才可以缓和对其未能履行原职责的否定性评价。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在此之上不存在任何其他更高的标准。以其中最为关键的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为例，这些规划提出了一定时期（通常为五年）某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或社会建设目标，以及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承担的任务。
[46]这些做法看似巧妙，行政机关略施小计就履行了原来难以完成的职责，无本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实施规则、执法计划、标准、指南限缩之后的职责目标来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51]参见郑春燕：《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35页以下。但是，这种组织法功能主要是指建立行政机关之间的横向关系规则，而不是解决行政资源的配置问题。[46]参见陈家建、张洋洋：《非对称权责结构与社区属地化管理》，《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158页。在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应结合行政机关是否采取了替代性履职方案、是否积极调剂其他行政资源、是否合理调节了公众预期等因素，最终评价其履职情况并确定其责任。
[61]但是，这样的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当中只占了极小一部分。综上，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并决定履职责任的分配，应当在行政可问责性的结构下按照如下步骤展开：（1）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包括寻找规范依据和在具体情境中分析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
[5]有研究指出，我国的行政行为法实际上承担了部分行政组织法功能。农村地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欠账更为严重。
[21]参见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43页以下。（3）如具有作为可能性，则根据职权配置（是否授权不足）和客观条件（是否存在不可抗力等）判断结果回避可能性。
行政机关在能力与行政目标不对称的情况下，常常运用实施规则、执法计划、标准、指南等，将自身职责细化到其基本能够胜任的地步。即使存在争议，运用法律解释技巧，也可以将差距弥合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水下救援技能需要经长时间专业训练方能具备，在北方地区成规模地训练水下救援队伍又受到很多条件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看似拥有履行职责必需的资源，但这些资源所形成的能力与行政机关承担的行政任务并不（完全）匹配，这一点在判断作为可能性时也应考虑。
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呈现方式更加特殊。但是，受保护权的规则属性和国家保护义务的最低限度有效性，意味着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具有一定的底线要求。
这些大体上可以归为物的范畴的行政资源，除了部分通过行政机关的日常性开支转化而来，其最重要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各种项目建设形成的，而这些项目又主要是在各种发展规划中确定下来的。调研发现，该市拥有由干部、军队、民兵、群众组成的各类防汛抢险救援队伍，人员总数多达9万人，且这些人员接受过简单的训练，可以胜任水利工程（大坝、水库）抢险任务。
由于本文是从整体上探讨作为可能性对行政履职评价的影响，责任性质上的差别并不影响讨论。在假定存在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前提下，作为可能性的判断结果将影响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认定。
[44] 其次，诱发行政机关利益交换式的捆绑履职。在行政法的原则体系中，其他原则主要指向行政权，权责一致原则在指向行政权的同时，也指向立法权。其中，第四项要件讨论的是结果回避可能性，其余四项讨论的都是行政机关在具体情境中对是否作为有无裁量余地，实际上仍属于判断作为义务的范畴，解决的还是当不当为，而非能不能为的问题。但是，笔者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有太多的原因可以使这些愿望落空，让这样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没有做到，仅凭法律上有关行政职责的规定，能否证成这项行政任务的可问责性。参见何兵：《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摊贩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61页。
这一点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实际上立法机关很难对政府的能力作出准确评估，即使立法机关能够做到，也总是习惯于从规范主义层面出发对政府职责提出应然性要求，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美好愿景或者前瞻性目标带入法律当中。[15]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权收缩之要件分析——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112页以下。
[68]参见劳东燕：《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56页。职务协助解决的是因行政机关的组织性拆分和分工所产生的行政任务履行的非经济性问题，[77]协助者最后仍要向求助者主张费用。